怎么看待古代“亲亲相隐”的现象「全球第二个双隐国家是哪个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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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看待古代“亲亲相隐”的现象？可以说合情合理但不合法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。

1、合情。人都有恻隐之心，对待血脉亲情更如此。《论语微子篇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，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译为现代汉语意思是这样的。“叶公告诉孔子：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他告发了父亲。孔子说：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，父亲为儿子隐瞒，儿子为父亲隐瞒。正直就在其中了。”在孔子看来亲亲相隐是有德之行。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恐怕也是这个道理。维护亲情的尊严，保护亲情的利益是人之常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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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合理。古代儒家思想提倡以德治国，以孝治天下。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，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。子为父隐是孝，父为子隐是仁。讲孝道，以礼约束自己，是为有德之人。所谓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正是基于忠孝礼仪的社会秩序。

3、不合法，是说“亲亲相隐”是非理性的，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。即使是古代，当家、国利益相冲突的时候，要求舍小家保大家，亲情不能大过“义”，所谓大义灭亲就是这个道理。

法，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，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纪守法。

亲亲相隐总体上是一个以家庭亲人为对象的隐瞒真相的行为。古令中外都有认可，但有几项须除外:一是叛国投敌、大逆不道，罪不可赦;二是家庭亲人相害，不忠不孝，情不可恕；三是其它公认不可恕行为。

亲亲相隐本是为了保护亲情关系，但不能做为犯罪的内部依持，现在这种情况有乱用现象，尤其是一些观念糊涂的家人，不能从正面培养亲人的品德，防微杜斩，反而事无大小处处包包庇过错，从而助长了家人的不守规矩的心理和行为，害人害已，实属无德之类，此类家庭终将无未来可言。

谢邀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信息闭塞现实下，为亲者隐实际是社会稳定一重要因素，无论当时统治者或家族群体都如此，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，法不容情，但为亲者隐却是可容的，却有一点，家法不容，是当时社会稳定的需要，由社会现实和结构决定，随着社会发展进步，这一观点淡化以至与法不容也是必然的。

规矩礼仪始终是国人讲究的东西。比如我们说的“亲亲相隐”。天下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子、祖孙、夫妻、兄弟姊妹。“亲亲相隐”指的就是这种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不互相告发举证。在孔子那里，人性和亲情是谁都绕不开的东西。

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记载了孔子和叶公的一段谈话。叶公告诉孔子，我的国家有一个很是直率，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这个人揭发了父亲。听到这件事情，孔子说，我们国家的情况和你说的不大一样，父亲要隐匿袒护儿子，同样儿子要隐匿袒护父亲。这就是孔子的著名论断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在叶公看来，为人要“直”，这个“直”指的是真实率真。而在孔子眼里，“直”指的是人要遵守一定的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各种亲情关系必须相亲相隐，符合伦理。

孔子的这个论断逐步发展成了“亲亲相隐”，也就是对隐瞒直系亲属违法的行为，不予治罪。

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母与子女，一个不偏爱子女的父母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子女都缺乏人性。在孔子看来，亲情是浓得化不开的东西，儿子不忍心看到父亲领刑和父亲不忍心看到儿子受刑一样，这是人的本性。

古往今来，最具有穿越感的人物就是孔子了。

孟子就秉持孔子的理念。在《孟子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学生问孟子，舜贵为天子，皋陶是当时的执法者，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人，皋陶能不能严格执法？孟子回答自己的学生，先把瞽瞍抓了。然后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。

在汉武帝时期，儒家思想的坚定推行者董仲舒提出“春秋决狱”的法制手段。他依据儒家经典给当时的执法者提供了治罪路径——由于《春秋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，所以父子间相互隐匿是合情合理的，不应算作违法行为。

公元前70年（本始四年），汉宣帝刘询下诏明确，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”规定长辈庇护晚辈，除非晚辈犯死罪（特殊赦免要由皇帝批准），别的包庇罪都可以赦免；如果晚辈窝藏长辈，不管长辈饭了什么罪，都不负有刑责。诏令还明确了豁免范围——父母与子女、祖父母与孙子、夫与妻等近亲关系。

这时候，“亲亲相隐”制度第一次走进了法律之中。

到了司马睿（晋元帝）时代，卫展给皇帝建议，鞭打儿子给父母作证和拷打父母给儿子作证，都是违反伦理的行为，应该废止。

唐代更是拓展了“亲亲相隐”的范围。“同居相为隐”，将容隐范围由直系三代血亲、夫妻关系扩大到同财共居之人。外祖父、外孙、孙、媳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，都可以相互容隐犯罪，奴婢下人可以为主人隐罪。如果是旁系亲属（姑侄、叔侄等）互隐，就要对常规意义上的包庇罪（窝藏罪）减三等量刑。那时候，既可以隐护亲属的同案犯，也可以给犯罪的直系亲属通风报信。倘若对嫌犯亲人刑讯逼供，那么就必须释放罪犯。更有味道的是，如果捉奸，发现通奸的是亲属，那也不能告发。

在这方面，宋代理学家朱熹很是推崇孔子的观点，他认为“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”

元代甚至出现了惩罚违背“亲亲相隐”规矩的具体措施。比如妻子不隐瞒丈夫罪行，就要被判鞭笞四十下。

清代《大清律例•名例律》规定，岳父母与女婿、公婆与儿媳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、奴婢、雇工与家长也必须相互隐瞒对方的罪行。

在孔子之后，亲情人性约束日趋刚性。亲亲相隐、亲亲互隐、亲亲必隐成为基本规矩。不这么做就违背了伦理。比如在梁武帝时代，一个儿子作证母亲犯了死罪。法官虞僧虬很是生气，生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？判他流放。

尽管在秦始皇、武则天、朱棣时代，律令逼得人不得不抛弃亲情。

人都是肉身，始终都要走在情感和法理的轨道上。“大义灭亲”不是排斥“亲亲相隐”，“亲亲相隐”更不是拒绝“大义灭亲。”比如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不出庭作证，其实也是对“亲亲相隐”原则的一个秉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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